如果交由華人撰寫或拍攝一齣講述政權更迭的電影，它通常都會「淪為」史詩式，追求沉重的份量，要求壯烈的情懷，國仇家恨是他們的喜愛字眼。
可是，來到法國，文學的血液卻未必這麼流動，因為它注入了拉伯雷和《巨人傳》的幽默精神。嚴肅的大事件很常被套上一層輕盈的濾鏡效果，而這種濾鏡在武昌起義或者八年抗戰的描寫裡面是並不存在的。
這與政治正確無關，而是觀照限制了事物所呈現的層次。同樣的沉重也瀰漫在《十年》裡面，但設想一下，如果《本地蛋》的小紅衛兵換成《Jojo Rabbit》的青年團細路，將會帶來多大的戲劇性變化？智叔也定必在角色中找到新的演繹。換句話說，限制被突破了——有些東西從原先的史詩式定型之中解放出來了。
這些東西（包括跟史詩對立的東西）是甚麼？
它給予觀眾一個價值重新評估的機會，發現那些藏在歷史背後的東西。這不是說史詩不好，若沒有史詩的主旋律，這種反旋律的意圖便沒法成功。而意圖決定了作家的表達方式，反旋律的缺席，多少反映了意圖的缺乏。
若要講述一個法國建立共和的故事，人們通常會從何說起？想想《十月圍城》的開頭。而作家莫泊桑在《一場政變》選擇了甚麼情節作為政變劇情開展的開頭？
是靜脈曲張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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